真正的天才
“受难”都是自己的选择
文:塔奇曼 编:凌晨
诺奖得主弗里德曼在夸奖托马斯·索维尔是真正的天才时,曾说:天才这个词,如今被用滥了。这话虽是老生常谈,但究竟如何评判“天才”,往往不止一种答案。常见的两种答案,一种是“时代的宠儿”,另一种是“病态的疯子”。一提起谁谁毫不费力地就创造了别人几十年才可能实现的成就,我们很容易由衷赞叹:真是天才!对某某“大作家”终日无所事事,坐等灵感这一现象,大家也觉理所当然。但实际上,灵感不是等来的,天才也不是“天降大任”飞来的,真正的天才,往往是最大限度地“压榨”自己的天赋,一步步熬出来的。巴巴拉·塔奇曼是历史小说界的传奇。44岁时,她作为中年主妇走出厨房,重新开始公共写作,很快,她就凭借《八月炮火》和《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》两度斩获普利策奖。随后,她更被誉为“非虚构写作第一人”,在非虚构写作领域的开拓性行为,不但影响了曼彻斯特、黄仁宇等非虚构领域大师,甚至启发了虚构领域的创作。听上去,她的成就不但传奇,更实现的轻而易举。但事实上,历史写作对她而言,从来不是“洒洒水”.....比如说,在她写成名作《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》时,就不是“一气呵成”,而是“历尽劫波”。下文选摘的,正是她写作时,种种“艰辛的自述”。(标题为编者所加)1940年1月的演习让“史迪威”在军中赢得了战术家和战场指挥家名声,但演习上到底发生了什么?作为史迪威的传记作者,我显然应该找到这次演习的情况。但事实上,比起公众事件,它们几乎不被记录在案。我开足了马力去搜索:一字不落地读完了《步兵日志》的所有文章,但它没有记载什么有用的内容。我最终找到的最佳描述是在史迪威家人保存的一本剪报里。那里琳琅满目,你能想到最好的文字记载应有尽有,只是有一个问题:报刊的名字和日期通通欠奉。不消说,这本剪贴簿成了研究者的噩梦——这是我尽量文雅的说法。我第一次和五角大楼扯上关系时,被告知需要资格证,于是我尽职尽责地提交了申请,又是取指纹,又是填一份和中国画长卷一样长的问卷。一份给国防部,一份给国务院。官僚机构的程序开始运行,我也开始在史迪威位于卡梅尔的家中和胡佛图书馆查找资料——史迪威“二战”期间的文献全在后者那里。之前,胡佛图书馆搞到了那些文献,但被军方惦记上。他们拿走了那些“敏感的机密报告,并留下白纸代替,表明他们来过。后来我发现,那些拿走的材料的副本在卡梅尔那里都有。那我还要资格证干什么?我不想要资格证了,但结束也很艰难,我该怎么去叫停一个还没有任何结果的程序呢?律师建议我,直接给军务处长写信,要求取消申请,因为我已经不需要了。此事就此了结,卸下了我心头一块大石。有一些人我一想到他们就坐立不安,在书出版之后更是如此,那就是我没有交谈过的史迪威的同僚。我有中缅印老兵和那些老牌中国通不计其数的信件,一些信中提供了不少逸闻趣事和只言片语的信息,我本可以在书中用上它们,不过我想,它们都不够上,或只有一条信息能改变我的想法。我认为,“二战”历史学家不可或缺的一个文献就是影片。我这么说并不仅仅因为它们的佐证功能,更因为它们的实际描述功能,它们为人物和地点描述了确定的形象,还为研究者的理解和灵光一现提供了视觉手段。我想,我就是从一段描述重庆欢迎温德尔·威尔基的军队游行的影片中,更深地领会到了中国人的宣传是怎么回事;而另一段影片比所有其他东西都增进了我对史迪威的了解:在蓝姆迦的训练场,他和一个中国士兵并肩卧在土里,正在向后者演示如何使用来复枪。没有比实地去到中国更好的研究方式了,但是,“乒乓外交”之前,我并不被获准进入中国内地。因此,我只好去了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,获取一种对中国味儿的感觉,也采访到了一批史迪威麾下的三十八师的中国老兵。对中国人认为拒绝是不礼貌的想法有了解。这之前,我知道这是最让史迪威恼火的事,但我不知道有多严重,直到一位在台湾地区的美国军官太太告诉我,她在举办官方晚宴的时候很为难,因为不管中国人来不来,他们都会一口答应下来。她根本不知道要点多少菜,需要多少桌椅。我用的是叙述的写法写历史,我觉得这样最自然。有的历史学家把史实和结论结合在一起,他第一是历史学家,第二才是作家,而我首先是个作家,写作对象是历史,目的是顺畅表达。不过,不是每次都能按连续的时间顺序来叙述,因为有些事是在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。比如,当时局恶化、日本发动了最后的进攻时,史迪威正领导着部队从缅甸杀回。停止一地的叙述、让位于另一地的事件会毁掉戏剧的紧张感,搅得读者一头雾水——这时,你需要稍稍地对事实弄弄手腕,把一件事带到一处自然的高潮,然后再移步下一件事。刚开始写《八月炮火》时,我想开门见山地写战火已开,这样人们就不会认为这又是一本萨拉热窝这个那个的、老套的写“一战”外交起源的书了。我精心谋构了四章,每一章都以战争在某一国爆发为开篇,接着倒叙该国国内的背景,如同巴赫的赋格曲一样精美。但当这些章写成,我的编辑却看不明白了。我又回头再读,我也看糊涂了。当我把倒叙的段落放到属于它们自己的地方,再瞅瞅它们,简直天衣无缝。从此我不再追求华丽热闹的布局。这本书的双重主题——既是史迪威的传记,也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史——是个巨大的难点。当然这是我自找的,困难也仅限于这一本书。我每开始新的一章,就像和天使整夜摔跤的雅各一样疲惫。所以我没法总结出什么,除了说“再也不写这样的书”了。这本书的中国背景成了另一个问题。如果故事发生在欧美,你可以假定读者对法国和德国、得克萨斯和阿拉斯加的相对位置,心知肚明。人物也是一样。比如我介绍了弗朗西斯·德雷克、沃尔特·罗利,读者不会花太大工夫就能区分他们;但如果是孙立人和李宗仁呢?我一开始想避免使用省名,而把它们与著名的河流和城市联系起来,但立即就被证明是不可能的。因此,我最后在介绍一个地方的时候,都会把它和已经出现过的地方联系起来,新人物出场,我都不会忘记描述一些特点,这样才能让读者记住。仅仅是罗列人名,而不知花些工夫去定位它们,这不是因为作家懒惰,就是想炫耀。人人都能做到这点,就像所有人只要愿意,都能把自传多写出一倍的长度。写出“大尺寸”的历史不能靠轻松地略过史实和大段的时间来达成,而是需要我所知最困难的精炼提纯,还有最为微妙的筛选。简单地无所不写确实轻松,而且安全,其结果就是又一本900来页的鸿篇著作。这是作家的失职,他把功课全留给了读者。筛选就是从不重要的里面选出重要的。要诚实,就是说要符合条件,并且公平。这是个见微知著的过程。就像罗伯特·弗罗斯特说的:“艺术家要的只是一个样本。”在蒋介石的驻地,从红色窗帘下可以瞥见秘密警察的靴子。这个画面是我从某个在场者那里拿来的,小小的画面的选取展示出大的氛围。作为叙述的一部分,一件细微处的小事看上去就是有代表性的,它们留给读者深刻印象,但这个印象可能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整体。这时作者权力巨大,除了自己的良心则无人可以监管。应该在幕后解决自己的疑惑,细究有争议的证据,判断人物的动机,在附录的参考文献中去争论,让读者感觉不到作者存在,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。为了和时代保持一致,事后聪明也是决计要避免的。我尽量对此时代之后的事绝口不提。让历史穿自己的衣裳,而不是你的。虽然我知道很多历史学家都会激烈地反对,但我自己却坚定不移。我认为,以今人的眼光去叙述是对古人的犯错,同样,另外的派别恪守旧时观点,又是对今天的误读。区别在于哲学观,无法调和。以上,是塔奇曼写作《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》时,曲折又动人的幕后故事。
以往,大部分国人只知道这本书很有名,是理解上世纪中美关系史的必读书目,塔奇曼因本书被破格授予“普利策奖”,但对于这本书的背后这段天才受难的故事,却往往知之甚少。
与塔奇曼不同,天才的作家,都具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他们能平地起高楼,用一支笔编织出一个个精妙绝伦,让人看了拍案叫绝的故事。如果还能有点思想与人文关怀,便可称作作家中的思想家。但是,像塔奇曼这样天才的历史作者,他们的天才却是主动限制自己的想象力,甚至放弃想象力。他们的天才在于,通过对历史挖掘的“苦功夫”,即便某个历史事实大众再烂熟于心,但读了他的文字,照样会忍不住看下去。
真正的天才,从来不会在意自己是不是在他人眼中“显得更传奇”,她们在意的,除了不惜一切地把天赋发挥到极致,还有关乎人类终极意义的思索和悲悯心,最重要的,敢于直面最真实的人性,接纳一个并不完美的自己。
塔奇曼是这样的天才,人类社会也需要这样的天才。但遗憾的是,塔奇曼在中国不仅知名度不高,其作品更是被忽视,甚至一度绝版。
为此,先知书店携手塔奇曼作品的出版方,复活了《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》《骄傲之塔:战前世界的肖像》等六部作品,并与近两年出版/再版的《圣经与利剑》《八月炮火》组成“塔奇曼作品集”,一共八卷,迄今简体中文世界最全版。识别下图二维码,即可一键收藏。